深切怀念刘格平同志

济南穆斯林2020第二期

文/胡振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创建和辉煌成就，来自各民族无数革命先驱的壮烈牺牲与忠勇奉献。回望峥嵘岁月，我们应念念不忘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

中华民族优秀之子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参加革命的少数民族革命家为数不多，其中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刘格平同志就是杰出的一位。他1904年8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孟村(今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一户回族地主家庭，六岁时入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淀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他14岁时到了南京并进入了一所军校学习，这让他不仅学习了许多军事知识和技术，也大大开阔了自己的思想视野。

    1919年”五四运动”后，刘格平离开南京到天津工商大学学习，其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启蒙，开始向往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对共产主义逐渐加深了认识在共产党员张隐韬等人的推荐介绍下，1922年9月他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年18岁。从此，他走上了党指引的道路，忠勇献身于党的伟大革命事业。   

    1923年2月，他返回家乡大东村建立了当地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点燃了津南地区的革命火种，积极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反新旧军阀的斗争。1925年春，党组织派他到河南省国民二军中做兵运工作。他由此取得了军官身份并参加了北伐战争。这年秋天，他和共产党员张隐韬一起组织了“津南农民自卫军”，以副司令兼参谋长身份领导这支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这也是我国北方在党领导下开展的首次武装斗争。同年冬，他又在天津组织了工人起义军向军阀开战。1926年6月，刘格平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8月，他以中共津南特派员身份，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创建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1926年冬，刘格平受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派遣到武汉开展兵运活动，组织武装力量配合革命军北伐。1927年初，他创建了中共沧县堤东区委员会，在大堤东村创建了中共津南特委并任第一届特委书记。随后，他又建立了河间献县联合县委、盐山庆云县委、沧州县委、盐山杨马连工委、宁津城东工委等一大批党的地方组织。

    1927年秋冬，在中共顺直省委军事委员兼津南特委书记的刘格平组织领导下，献县部分地区贫苦群众积极加入了“借粮吃大户”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当地封建地主势力。当年11月，中共津南特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顺直省委的指示，对鲁北阳信县一批绿林武装进行了改造，创建了“津南革命军”，并为这支队伍派驻了党代表；1928年6月，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在刘格平领导下攻占了庆云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支。此后他又去河间、献县一带再次策动农民武装起义，由于被告密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后被营救出狱。

    1931年6月，刘格平被党组织派往山西、陕西搞军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西安组织领导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发动了“驱逐戴季陶”运动。1932年秋，他回沧州担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会领导。1934年4月，他在庆云县领导了津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马颊河民工暴动”，但在创建“北方苏区”、建立农民自卫军活动中受伤被捕，后被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

    在被关押期间，刘格平从未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在生死关头也大义凛然，并以“北监党支部书记”的秘密身份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后来在狱中有61位党员根据上级指示写了“自首书”出狱之时，他也决不相信上级会有这样的指示，而是以共产党员“宁把牢底坐穿”的大无畏气概决不变节，直至1944年4月刑满出狱。

    1944年8月，中共渤海区党委任命刘格平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天津市工人、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1945年5月，他调任“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秋担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2月任中共渤海区委第一副书记、组织部长兼渤海军区副政委，1949年2月任华东南下纵队渤海二支队第一书记兼政委，并率部南下和参加渡江作战。同年5月，他调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努力为华东地区培养革命干部。

    1949年8月，刘格平同志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以少数民族界首席代表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后，他兼任第一副院长，1952年就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5年3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院长，成为继首任院长乌兰夫之后的第二任院长。

    在解放初期的各要职任上，刘格平认真执行党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1950年至1952年，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亲率中央访问团对我国西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其间，他不畏辛苦、艰难跋涉，为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云南及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增进各民族团结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3年至1958年，时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的刘格子又担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会长，其间积极致力于中巴友谊和中国回族文化事业的发展：1954年、1959年，他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为做好少数民族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完成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培养民族干部、改革和创制民族文字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丰富经验和领导才能。

    1958年初，刘格平受党中央派遣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并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当年10月，他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区政府主席。在任期间，他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宁夏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宁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宁夏各族人民的拥戴。

    1960年，刘格平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1964年，他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多年学习后被派往山西省担任副省长。1967年1月，他就任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和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76年底，他调回北京，1983年被提名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党的八大下当选为中央委员。

我所了解的刘格平

    刘格平的名字，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听说的。那时我只有18岁，正在山东省济南市华东大学(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俄语。记得那时我是从报纸和广播里知道了回族中有人作为少数民族界的首席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我对他的更多了解，是自己在1951年秋被山东大学推荐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维吾尔语专业及毕业留校工作以后的事。

    我初来北京时，中央民族学院设立在国子监。我们白天在国子监对面一个院子里学习，晚上回到雍和宫的一座大殿里去休息。在我们住的大殿后边，还住着一些跟随刘格平赴西南民族地区访问归来的干部。其间，我常听他们讲述刘格平带领他们在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的见闻。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同学中，也有许多人是刘格平去西南访问时带回来的。这些同学也常向我介绍刘格平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故事。这样，我对刘格平的了解也逐渐加深。    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建校时的一名学生(之后成为教师)，我对刘格平参与起草、制订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0年11月24日经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这两个重要文件，有着更深切的体会。

    1949年12月，毛主席在《对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上述两个重要文件是遵照这一指示精神并根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情和民族工作长远战略高度来制订的，确实为新中国培养大量民族干部和办好民族院校起了重要指导和保障作用。我的成长和其他许多民族干部一样，都得益于这两个文件的制定。

    记得刘格平同志曾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深入中央民族学院开座谈会、做报告，他讲形势、讲政策时所带的乡音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平时很关心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每逢年节怕这些同学想家，便常把他们接到中央民委去参加文娱活动。1957年6月29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全体师生时，就是由刘格平陪同的。

    1951年10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邵力子任主任委员，陶孟和、刘格平任副主任委员。由于刘格平是中央民委副主任，所以，他实际上是具体领导这一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到1955年为止，中央民委先后派人对壮、布依、水、苗、瑶、彝、傣、傈僳、景颇、哈尼、佤、蒙古、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的语言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文字的工作。我就是在1953年底被派往新疆柯尔克孜族地区的。我在天山南北和帕米尔高原工作了一整年，调查他们的语言，并参加了为他们创制文字的工作。现在柯尔克孜族使用的文字就是那时创制的。

    1956年，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未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广泛而又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全国共组织了7个调查工作队，分赴各民族地区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方言、土语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科学调查，搜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从北京出发前，我们都听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同志和刘格平等领导同志的讲话。这次民族语言调查对于摸清我国民族语言状况，为搞好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工作和开展民族语言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壮文等民族文字方案都是在这些语言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成果。当年，中央民族学院有好几百名师生参加了语言调查活动。通过这一实践过程，大家得到了锻炼与提高。现在我国民族语言学界的不少知名专家学者，多是在这一时期里成长起来的。“文革”后出版的几十部民族语言简志，也都是在这些民族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我当年参加的是民族语言凋查第六工作队，并担任了柯尔克孜语调查分队的分队长——那时，我与其他七位同志走遍了新疆的柯尔克孜族村庄和牧场。后来由我执笔编著出版并获奖的《柯尔克孜语言简志》，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

    我从事民族语文工作迄今已66年了。我深深体会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全面深入的民族语言调查，是世界上少有的调查活动，在我国民族语言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的刘格平同志功不可没。

    在完成民族语言大规模调查之后，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格平又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以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了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地方有关单位人员参加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民族地区。这一调查时间延续了好几年，搜集到丰富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诸方面的资料，成果化为后来各民族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的出版，为促进我国民族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开展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最早是由刘格平同志组织领导的，大家忘不了他为这项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我有幸也参加过一段对于柯尔克孜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主要是协助调查新疆柯尔克孜族部落及民俗方面时的情况，并为编写《柯尔克孜民族简史简志》搜集一些资料。

    值得追忆的事还有1952年5月9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同年5月14日成立的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这两个社会团体的成立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其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是由刘格平、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马玉槐、达甫生、白寿彝、马坚等知名人士发起筹建的。这个协会的建立和工作开展，对于团结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加强与各穆斯林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时，刘格平同志被选为会长。这个组织对于团结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回族群众、促进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历史作用。该会当年曾编辑发行一份名叫《通讯》的刊物。我在国内第一次介绍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的文章，就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早年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东干族学者穆哈麦德·苏尚洛来我国访问时，刘格平就是以中央民委副主任兼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会长的身份热情接待他的。苏尚洛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回忆起刘格平及马坚教授和白寿彝教授与他的亲切谈话。

    “文革”后刘格平同志从外地回到了北京，我常去看望他，并改称他为“刘老”。那时他虽年事已高，但仍非常关心民族地区的发展，有时还回宁夏去看看，并能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庆活动。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向他介绍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发展变化和我们一批批老学生的成长情况时，他显得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一个晚会活动，我见到了他。活动结束时，当刘老知道了我回学校没有汽车，硬是要用自己的专车先把我送回学校他再回家。这样一位资历深、地位高的老干部如此平易近人、关心后辈，使我对他更为敬重。    在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刘格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党的民族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无论在斗争残酷、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并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胸怀坦荡、品德高尚，他崇尚务实、顾全大局、勇于奉献，他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从不搞以权谋私，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各族人民疾苦，对各族人民有深厚感情。

    刘格平晚年多病，但我知道：即使在重病缠身的日子里，他仍在关心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教育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一生。虽然他已逝世多年了，但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阔步前进来告慰他。我认为，他最应欣慰之事，当属他生前所领导过及特别关心的中央民族学院，现已成为国内外闻名、正在争创“双一流”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深情怀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回族之杰刘格平同志!他的卓越奉献将永远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