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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南清真寺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移民现象，从清初开始，至清末达到高潮，一直持续到建国后。“闯关东”的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山东、河北两省，而这两省也是华北回族穆斯林重要的分布地区，这一带的很多回族穆斯林也参加了“闯关东”。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祖籍河北沧州大褚回族乡，亦称回家褚村。其曾祖即16世祖携眷“闯关东”，回良玉为19世，至今吉林榆树回族回姓与沧州大褚回族乡的回族回姓辈分仍然一致。
一、“闯关东”中的回族穆斯林概述
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争，东北人民颠沛流离失所，清军入关大量关外人口随之入关，导致关外人口更加稀少，大量土地荒芜。另一方面，关内由于清初实行“圈地令”，华北地区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于是顺治八年（1651），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十年又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农民辽东垦殖，结果是“燕鲁穷氓闻风踵至”，华北一带失去土地的回族农民也随着这股潮流来到东北。《满华回教》中有这样零星的描述，称东北回民于明末清初“自华北或蒙古方面陆续越长城而移入……为数为最少，有断云零雨之势……迨至清顺治八年颁布移民制令，则回教人有被混同汉人移来者”。一般认为，顺治八年是“闯关东”的起点，东北地区很多回族家谱都把他们“闯关东”的年份定为这一年。据沈阳回族《尹氏家谱》谱序记载：“顺治八年（1651）直隶新集回民尹氏来沈居住”。
由于清初招垦时期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地区，所以这一阶段的回族穆斯林主要集中于东北南部地区，相继在辽河流域兴建了一些回族穆斯林聚居的移民村落，同时在南部的新民、辽阳、辽中、镇安、羲县、绥中、锦州、沈阳、盖县、开原、铁岭等府县治所中亦有回族穆斯林的迁入和聚居。
东北被满清视为的“龙兴之地”，为强根固本，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取消了“召垦令”，既不鼓励，也不阻拦，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乾隆五年（1740）清廷更是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完全禁止关内人进入东北谋生，并在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关隘设置关卡，盘查出关之人。所以山东、河北等省的“流民”欲前来东北谋生，就要“闯”了，“闯关东”的说法沿用至今。之后历朝累下禁令，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才最终下令废除封禁。但成效并不显著，流民一直“闯关”不止，同样，封禁时期“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也呈现出了持续增长的趋势，约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便为这一时期所建。
清朝中期“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在地域上呈现出渐次北进，开始往东北纵深发展的特点，乾隆年间开始大量涌入吉林地区，定居在吉林将军所辖各个城邑、边门、骚站、河道码头附近的村屯，其中尤以吉林乌拉、打牲乌拉、伊通河、伯都纳、阿勒楚喀等地落居的回族穆斯林人口为盛。《吉林新志》云：“回民，其来居我满洲及本省，殆始于清室中叶，盖随汉人之移垦而来者”。《吉林乡土志》记载：伊通县回民移入“多在乾隆年间，随同汉族自直、鲁各省陆续来至界内，在伊丹乡、东洋草沟、大孤山西域子及杨树河子等处聚成屯落焉”。将军衙门所在地吉林乌拉，康熙末年始有回族穆斯林流民冒险偷越边墙进居，雍正十三年（1735）在此地出现了第一座清真寺———清真东寺，过了二年又建起清真西寺。清真寺的修建是回族穆斯林聚居人数增多的必然结果，说明迁居此地的回族穆斯林人数相当众多，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修建两座清真寺。
值得注意的是封禁时期也有暂短的驰禁，嘉庆、道光年间封禁政策开始逐步趋于废驰，这时回族穆斯林主要从三个方向跨越边墙向东北腹地移动：一是东出边墙移往长白山区和图们江流域；二是西出边墙前往科尔沁草原；三是北越新边墙，奔赴伊通河、松花江流域。⑤这种禁中有开的暂短驰禁，也正是封禁时期东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穆斯林人数能够持续增长的因素之一。
清末开禁放垦时期，“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迅速向四边放垦地区发展。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鉴于内外情势之变迁，始以筹边移民为急务”。最终放开了对东北的封禁，首先在黑龙江地区开禁放垦，招民垦荒。于是“回族穆斯林皆由各省迁来，多往省城（今齐齐哈尔），各外城亦有之”。迁徙足迹遍及放垦之地的城镇乡村，短短几年便在边荒之地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回族穆斯林移民聚落。光绪年间，清朝在东北地区采用放荒筹晌的办法，简放旗地，大放余荒，以及光绪末年东清铁路的开通带动沿线的城镇兴起、繁荣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关内回族穆斯林迁居东北地区的高潮。到1949年建国前夕，回族穆斯林足迹和定居人口，遍布于东北各地，辽宁是“（回族穆斯林）各县城乡多有之”，吉林是“无县不回”，《呼兰县志》有云：“回民，全县均有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是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和科技人员，又掀起了一次“闯关东”的新高潮，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回族穆斯林又有很多参与这次大潮。例如1950年，伊春贮木场回族工人原仅有18人，到1958年从河北、山东、安徽、辽宁等省招来回族人口15700人。1940年鹤岗市回族仅有20户左右，人口不足百人，到1958年鹤岗市回族人口达7276人。1970年以后，吉林油田、前郭炼油厂、长山化肥厂、热电厂相继建成，从外地迁来很多回族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使前郭县的回族人口增加数百人。大庆油田开发前，大庆回族寥寥无几。据1982年统计，大庆回族人口有2625人。
从清初到建国初，到底有多少回族穆斯林“闯关东”？每个时期有多少回族穆斯林“闯关东”？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以禹城为例，修订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禹城乡土志》记当时禹城“回教共一千零一十二户，共一万零四十五人”。而据1986年12月低统计，回族发展到1326户，5743口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禹城县的回族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闯关东”，大量当地回族人去了东北。韩家寨村的《韩氏祖茔碑》记载“目前贸迁关外继继绳绳者，多韩氏后也”！
二、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原因
（一）逃荒和逃难
“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大多数来自华北地区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居住格局上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局面。近代华北地区是我国人口稠密和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而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华北地区也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涝灾、旱灾、蝗灾、风灾也常常互为成因，酿成极为严重的灾害。邓拓先生曾对关内18省区19世纪的水旱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受灾次数列居前10名，其中水灾受灾次数河北居全国之首，山东居第5位；旱灾受灾次数河北仍居全国之首，山东居全国第二，河南排列第五。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毫无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国家贫穷，外债累累，无力救济灾民。地租沉重，捐税繁多。同时这一地区战争频发、军阀混战、匪患猖獗，生产遭到破坏，生灵遭到涂炭，征钱、征粮、征物、征兵的负担都压在了这儿的老百姓身上，广大灾民为谋求生路，只有被泊迁徙他乡。大多数的东北回族家谱中都有逃荒逃难的记载，如辽宁海城腾鳌《韩氏家谱序》记载“（高祖）公幼年不幸，考妣相继弃养，孑然一身，为谋生计，于嘉庆五年（1800）时年十六岁，背井离乡，泛舟渡海，独闯关东。至辽宁岫岩落户”。沈阳回族《白氏家谱》记载，白氏原籍山东白家集，因逃难背井离乡，先到热河，后到沈阳。
（二）经商，确切说是“跑商”
回族穆斯林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商业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流动性和分散性。有不少回族穆斯林一方面为生活所迫离开家乡，一方面在流入地以经商为立身之本而到东北的。
关内回族穆斯林在东北行商的历史悠久，在“闯关东”过程中新兴起的城镇、交通要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都会吸引和推动回族穆斯林商人的流动。沈阳回族《金氏族谱》记载“考金氏源出于山东济南府平阳禹城大金庄人氏，前清乾隆年间先祖贸易迁居于沈阳”。康德年（1936）。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政府设置伯都纳（原扶余县）驿站，三十一年（1692），在驿站之南20里地方，辟建伯都纳新城，成为吉林西部与内蒙古科尔沁交往和农、牧、商贸的必经之地。从乾隆朝后，前往该地回族穆斯林多了起来，多是经商。清代中期以后，从山东、河北等地来吉林、扶余、农安等地经商谋生的回族穆斯林增多。清代末期也有从盛京（沈阳）、安东（丹东）、开源、海城等地，来吉林山城子（指河口市）、通化、四平等地从事小商小贩而后定居下来。
黑龙江省“宁安初无回教也，清初有回民张广义、杨维平者贸易来此……谋生”。“咸丰以前，市肉一斤不过廿钱，近二十年昂至六十钱。盖牛产多在齐齐哈尔、呼兰两城境内，贩至黑龙江城境，最为大利，缘俄人广加收买，以供行军干粮，冬春之交，肥牛一头，有贵至二十两者”，可见当时贩牛业利润丰厚，吸引了河北沧州和山东临清、济宁、禹城等地很多回族穆斯林而至，仅宁安县回族到1924年增至200户一千余人；阿城县和齐齐哈尔两地，在道光年间原由280户，到清末民初就达到2000余户。
（三）传教
清真寺伴随着“闯关东”回族穆斯林的增多而修建，于是很多关内的阿訇随着“闯关东”大潮聘任到东北各地清真寺出任教职人员。
明末清初经学大师常志美在山东济宁西大寺开学，形成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影响遍及华北和东北地区，很多常氏门下著名经师随“闯关东”到了东北，在各地设帐开学。如舍起灵（1630—1710）他“行年半百，越境万里，过帝都，客盛京”，曾先后两次应沈阳官宦铁氏聘请讲学传教，受到很高礼遇。舍氏在东北设帐开学多年，桃李甚众，成就了一批著名经师。经师佘元山曾求教于经学大师常志美，后出到山海关外，辗转来到沈阳、铁岭等地，接受当地穆斯林聘请，设帐开学多年。此外，乾隆年间山东著名经师常杰，博通经典，擅长教法经，属常志美再传弟子，并称“山东二常”。曾先后数度来到东北设帐开学多年，其门下弟子遍及东北各地，又成就了一大批著名经师。时至今日，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名阿訇尚能与“二常”续上经学系谱。
由此看出，山东经学派的传播发展对经堂教育在东北地区的推广和普及可谓影响至深。既有东北籍经师到内地学习，学成后又返回东北，又带动关内更多经师到东北各地设帐开学，并在当地落户。修订于民国二年（1913）的沈阳《杨氏家谱》记载：“九世……生儒（人名）……雍正十二年始到山海关，被公举为清真寺掌教”。族中第12、14世祖参加过沈阳北清真寺修建的记载上。谱中还记有：族人杨明亮、杨九泉、杨廷元、杨慕勤等皆先后于乾隆、道光、光绪、民国等年间，在沈阳北清真寺任过掌教。
三、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特点
回族穆斯林“闯关东”是伴随着关内人“闯关东”的大潮一起进行的，既有与汉族人民一样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原因有：
（一）奔寺而去，围寺而居
回族穆斯林“闯关东”多是因为逃荒和逃难，很多都是一路上靠着乞讨走到关东的。回族穆斯林特有的饮食习惯使得他们总是沿着和朝着回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前进，首先是饮食上的放心。另外，文化和族群的认同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异地他乡得以互帮互助，婚葬红白事的料理有了清真寺也方便，于是“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在沿途呈现出“奔寺而去”的特点。背井离乡“闯关东”的人们在异地他乡肯定会受到很多的苦难，甚至是欺压。史书曾有这样生动的记载：“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简，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则相欺凌。然遇山东回民，其锋少敛，回民众而心齐，斗殴惟力是视。即齐齐哈尔土城间满洲人，亦相戒勿犯”。这段史料生动的说明了“闯关东”的人们在异地他乡的艰辛和不易，人数更少的回族穆斯林也只有更加团结才能克服困难，使得他们更加地凝聚，从而在居住上“聚居”，聚居到一定程度就要修建清真寺，形成“围寺而居”的特点。“清真寺的修建更促进了回族人口的集中。散居在边远地方的回族向清真寺附近靠拢；陆续前来黑龙江的回族，也不断寻找回族人聚居的地方，又在清真寺的附近落脚”，“（回族穆斯林）各县城乡多有之，所居之地皆建礼拜堂，曰清真寺”就是对这一现象生动的描述。
（二）路线上陆路多于水路
“闯关东”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水路，二是陆路。水路，又称东路，主要是指从山东半岛渡海到辽东半岛。陆路。又称西路，多沿官道步行北上沿渤海湾沿岸经徒步进入东北三省。据日人松崎雄二郎1923年到1934年的统计，赴东北民众走水路的平均为70.9%，而走陆路“闯关东”的人平均占29.1%。据同一资料统计，1923—1929年的7年间，海路到达东北的占全部移民总数的73.9%。可见，由海路赴东北的移民要远远高于陆路。随着近代化交通工具铁路的出现，通过陆路赴东北者日益增多，但总的说来仍较水路少。
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路线基本上与汉族人一致，分为水、陆两路。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回族穆斯林“闯关东”主要路线是陆路，从水路而来的也有，但为数很少。伪满史志曾有记载：“随着汉人大量移住满洲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回教徒’也大量移入，以锦县为基地渐次向奉天、吉林、黑河方向迁移。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出发，经山海关和锦州奔向东来。另一路是由山东出发经山海关路到达辽东半岛向北扩散”，这是因为，华北的回族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山东中、西部和河北中、南部，距东部沿海较为遥远。陆路主要是经过山海关、锦西、锦州等辽西地区，再到辽北、辽东、辽南各地。从河北来辽宁的回族穆斯林，也有取道喜峰口、承德到凌源、朝阳等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沿着驿道和江河两岸深入东北腹地，分散到九台、吉林、永吉、双阳、伊通、扶余等地。
（三）谋生方式多样
从学术界研究“闯关东”移民的职业流向来看，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根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会所编《中国人口问题》一书的调查资料，77%的流民流向关东后“志在农业”；“满铁、中东铁路及其他公共团体之调查，谓百名难民中，八十五人志在农业，为工者百分之十。”特别是居住在离辽河、铁路等运输线较远地区的移民从事农业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闯关东”的主体是华北的汉族农民。
与汉族人民“闯关东”主要从事农业垦殖不同，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谋生方式多样，纵向来看有个由农业向工商业转化的趋势。早期“闯关东”回族穆斯林从事农业的比例较高，《吉林通志》记载：“乾隆年后，直鲁等处回民来者渐多，择沃壤之地掘井建屋，开荒设屯。”随着移民的越来越多和城镇的兴起，更多的回族穆斯林从事手工业、商业、运输等多种行业，例如“吉林、扶余、临红、珲春等‘边外’七镇形成以后，回族……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先期迁入黑龙江的回族穆斯林多居住在村落里，由于清朝实行“旗民不缴产”的政策，回族穆斯林皆为佃户，没有土地，生活艰难，逐步由村落流入城镇和铁路沿线谋生。更多的河北、山东的回族人投靠亲友和老乡，直接进人黑龙江的新兴城镇。史载：“初，商贩多山西及西域回人”，“山东回民，多以贩牛为事，出入俄境，极稔而拥值”。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族穆斯林开始大量减少，多数人进人城镇谋生。从事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如餐饮、鲜货、皮革、茶叶、香料、牛羊交易和屠宰等。
（四）、城镇聚居程度较高
据1982年全国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吉林省回族居住农村的约有3万多人，占全省回族人口1/4。黑龙江省居住在哈、齐、牡、佳、大庆等12个省辖市市内的回族占全省回族人口的68%；居住在县（市）级以下行政区划以下的回族占全省回族人口的32%。全省居住在建制乡和散居在村的回族占全省回族人口的4.9%。其余回族穆斯林居住县城内和建制镇内。例如，巴彦县回族“城东南隅住者较多，营商不耕，乡居寥寥”。回族穆斯林城镇化程度高，内在因素是历史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以及有关经商的传统，而缺乏善营土地，开荒种田经验等有关；外在因素是迁入东北地区以后，回族穆斯林不占有土地，主要聚居在城市要塞，交通发达地方，易于做小本经营，饮食业。
四、回族穆斯林“闯关东”的意义和作用
（一）促进了回族穆斯林的进一步的分散和伊斯兰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
东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先民大约是在元末明初时期陆续从关内各地迁来，但此时东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无论人数上还是规模上都很有限，大多落居于靠近关内、交通便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北南部地区。东北地区回族穆斯林的增多和广泛分布是伴随着“闯关东”的浪潮开始的。清朝虽有从西北甘肃、青海、新疆等省流放至东北的回族、维吾尔族穆斯林，但数量和次数有限，远远赶不上自发的、络绎不绝的“闯关东”回族穆斯林的人数。
从地域上讲，元、明两朝东北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大多落居于靠近关内、交通便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北南部地区，辽西、辽东、辽中一带。从清朝的“闯关东”大潮开始，回族穆斯林不断地向东北纵深和腹地发展，形成遍及东北各地的“回族穆斯林营”、“回民屯”、“回民营”等具有鲜明民族聚居的地名。到1949年建国前夕，辽宁“（回族）各县城乡多有之”，吉林省已是“无县不回”的局面。
大量山东学派经师随着“闯关东”大潮中来到东北，在各地清真寺充任教职人员，设帐开学，使得经堂教育在东北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例如清朝康熙年前，辽宁伊斯兰教现状是“僻居辽海，教亲罕至”，沈阳铁氏乡老聘请舍起灵经师到沈后“命其乡荐者子侄数人，在痒或国学生者数十人，俱执弟子礼”，经舍经师两度在辽开学，当地伊斯兰教出现了“今则咸习礼诵经，而教门方有起色”的局面。
（二）促进了东北的开发，形成了特色的产业
回族穆斯林涌入东北大地，首先给北大荒的开发开垦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早期“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以农业生产为计，有的买荒自耕，成为“买山户”；有的则如蜂蜜营“四大家”一样开发官荒，成为“占山户”。“光绪三十年（1904），放荒招垦，始由奉、吉、龙、热等省迁来汉、满、回等民族，领荒开垦，或经营商业”。善于经商的回族穆斯林也沟通了各地之间的联系，在东北的工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民不事耕种，专畜牛羊。”光绪年间“省城小酒肆极多，大率山东回民执此为业，练军饷项半”。清末，齐齐哈尔、宁安、阿城等地有回民办起的小型糕点厂。20世纪初，齐齐哈尔市内有回民饭店20多家，有皮铺60多家，其中有50家是回民开设。宁安县在民国初年有近20户回族开设的企业，如马喜贵开设的增兴福火磨、白连惠开设的福记磨房、李明开设的铭聚斋和张明等人开设的牛羊肉铺等。在东北各地、各城镇到处可见行商的回族穆斯林，充分发展自己的传统行业优势，牛羊饲养、贩卖、屠宰、皮革皮毛加工、清真饮食、运输等与回族穆斯林生活、经济特点相关的各种行业林立，经营此类行业的回族接踵而至，源源不断，形成了特色产业。
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上）》中指出：“回回入中国者，多以卖药为业，其俗至今尚存”。在当时东北“土人旧无知医者，医多来自内地”的情况下。回族医药行业在东北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历代不衰，且各具一长，远近知名。开创于清道光年间的沈阳“明远堂”以眼科著称，王氏祖传“拨云龙光水”，至今已有四五代传人。杨登德在光绪三年创办的“吉庆堂”，以专治疮疖、疔毒享有盛名。辛亥年间创建的“华西大药房”，向以“白氏救坤金丹”医治妇产科病症著称。民国初年，孙凯臣兄弟二人在哈尔滨开办泰华西药房。1938年孙正廉在哈尔滨道外开设“正廉医院”。清光绪二十一年，山东回族中医马兆祥携眷来到黑龙江，在绥化开办第一所中医诊所。三代同堂行医五十余年，以善理外科、内科、膏药颇有盛名等等。
（三）积极参与近代爱国革命事业，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东北的回族穆斯林有着良好的爱国传统，遵循“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在政治上“爱国爱教”，近代更是积极参加抵抗日本侵略和人民解放革命事业。近代著名的回族爱国将领左宝贵，1872年至1894年长期驻防东北，历任副将、总兵、记名提督等职务。军队中设有“清真灶”，招募很多回族穆斯林入伍，在甲午战争平壤战役中跟随左军门英勇抗击倭寇，左将军爱国爱民的故事在东北各族人民中传诵。
东北回族中较早的开展党组织的活动，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著名烈士马骏就是其中代表，马骏（1895－1928），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黑龙江省宁安县人。早年品学兼优，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回族）、郭隆真（回族）等一起领导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7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之一，第一批入党的回族党员，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2月15日英勇就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回族优秀儿女和各族人民一起抵抗日本侵略军，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驻防伊通县的东北军第34团团长杨登举、黑龙江省骑兵第二旅旅长吴松林，都是沈阳回族人，是当时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对敌斗争十分坚决。麻秉钧、金浪白、张明仁、韩幽桐、韩哲一、李焕斌、马占元等大批回族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我党高级干部。
抗日战争胜利后，渤海回民支队奉命挺进东北，中共东北局以此为基础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积极发动回族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建群众组织，开展民运工作，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扩大人民武装，支援前线。东北回族人民积极参军参战，宁安县东京城只有70余户回族人，但自愿参军的多达21人。在阿城县，有180多名回族青年报名参军。齐齐哈尔市有27名回族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有9人荣立战功。
总之，在清初开始持续到建国的“闯关东”大潮中，大量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回族穆斯林也参与其中，促进了回族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在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分布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闯关东”的回族穆斯林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在开发东北，发展经济，保家卫国，参加革命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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