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峰
在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生活着数量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同胞。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回民上层人士在广大回民群众中具有极高的权威和威信。在长征途中开展对回民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同情，不仅关乎红军战略转移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到党的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基于党在长征前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经验，当红军过境西北回民区时，党采取了一系列对西北回民上层人士统战的策略，为红军在西北地区的顺利转移、发展壮大以及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总结党在长征时期对回民上层人士的统战实践，对当前发挥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和干部在西北地区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长征时期党对西北回民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
向西北地区挺进并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党在长征过程中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进行慎重研究后作出的战略抉择。然而，对于西北地区广大的回民群众而言，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革命政策和主张并不十分了解。团结和争取进步开明上层人士，利用他们在回民群众中的权威，动员广大回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党和红军，无疑对完成长征战略转移的任务，发展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具有突出的意义。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建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和策略问题，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便从敌我力量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的角度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向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当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把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建立同广大西北回民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作为党和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重要任务提了出来。建立同西北回民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成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重要任务。 （二）实现战略转移任务的客观需要 西北回民区是红军到达陕北的必经之地，赢得广大回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保障。1936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发布的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向全军通报了经过西北回民区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在我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前进路上，将要遇到广大的回民群众，他们居住在西北各省的广大区域内，在甘肃西部及西南部及宁夏一带几乎占总人口之大半，陕西亦有大量的回民，新疆的回民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争取广大回民群众进行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抗日红军进行兄弟的联合，建立共同抗日反蒋的革命联盟，这不能不是我们在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的中心任务之一。”［1］因此，对回民的首领、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采取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通过他们动员组织广大回民群众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如“利用阿訇上层分子进行对下层群众的宣传”，［2］则显得格外重要。 （三）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依靠力量 长征开始后，随着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工作的实践探索，越发地认识到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赢得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对红军长征的重要意义。1935年5月，党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提出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斗争的重要策略，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以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的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当党决定将西北作为红军的根据地后，更进一步认识到“广大回民的解放斗争将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将给我们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决定的帮助。也只有夺取广大的回民到革命方面来，才能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3］“必须向全体指战员及一切事务人员说明，争取回民是我们顺利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条件。”［4］回民上层人士在广大回民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和权威，处理好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实力派、宗教领袖和有名望的人物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 二、长征时期党对西北上层回民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主要措施 在西北回民上层人士中，既有具备宗教威望的教职人员，拥有名望和地位的乡里士绅，还有兵权在握、割据西北的地方军阀，他们在西北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党和红军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态度，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相结合的灵活政策。 （一）组织上层回民人士参加革命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 在西北回民区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争取回民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是党在长征中积累的重要经验。1935年12月，当红四方面军进驻四川西北的金川县时，迅速发布尊重回民宗教信仰的革命文告，采取措施保护清真寺，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红军这种尊重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行为，深受金川回族同胞的信任。基于此，红军在金川县清真寺成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苏维埃政府——绥靖（现金川县）回民苏维埃政府，政府主席由曾任江油中坝清真寺阿訇的肖福祯担任［5］，并亲自组织了由120名回族青年组成的回民独立连。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规定：“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在完全是回人集聚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6］这些政策主张，不仅为党和红军在回民区落实回民自决、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使广大的回民上层人士在西北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为了广泛发动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积极吸收了一些回族上层参加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如王家团庄的王彦英和王彦清两堂兄弟。王彦英曾在西北军吉鸿昌部当过副旅长，王彦清是当地南堡子的寨主。经过动员，他们从物质上支援红军反蒋抗日，并都当选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委员。［7］ （二）重视对西北回族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党在对驻扎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也不放松对西北回族实力派的统战努力。西北回族实力派，主要是指西北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等地方武装。他们拥兵割据西北，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存在矛盾，又担心共产党红军到来会侵害他们的利益。党在认真分析西北局势的情况下，对西北地方军阀实力派作出了灵活的斗争策略。一是加强对马家军的团结教育。党在制定对马家军的统战政策时，强调应利用回族独立及各种关系与之接近，吸引其参加民族革命战线［8］，“在某种情况下亦可宣传与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9］二是对马家军实行分化政策，并对其俘虏兵要实行优待政策，例如，“利用各种机会训练回民干部打入其内部工作，对俘获的回军官兵应好好优待，经过宣传后释回”。［10］据《西行》记载，1936年6月1日至2日，红一军团在陕北延川县曲子镇与守军马鸿宾部激战，除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俘虏100余名士兵外，还捉获了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子福。毛泽东对俘虏冶成章非常重视。6月2日，他和周恩来等人专门致电红一军团领导人，明确提出：“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口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11］7月8日晚，红军对马鸿宾部队解除包围，并利用这一机会，“写信给马鸿宾，一方面提出我们真诚的主张，一方面并说明我们以解围之行动，来证明我军对于自己主张之忠实”。［12］三是不断总结党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对西北回民军官的统战政策是否正确和有效，中共的领导人也一直在总结和反思。1936年7月30日，红军集结豫旺县时，彭德怀等对“回民工作及巩固部队”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1.组织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以后应加以注意……”［13］在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对红军围剿的严重形势下，中共提出的这些联合回民实力派共同抗日的主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尊重回民上层宗教界人士 回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阿訇等上层宗教人士在回民族群众中有重要影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为了使党的主张能被当地回民群众接受，必须做好上层宗教人士的工作。 首先，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清真寺里的阿訇一般的在回民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回民解放运动初期，我们应当联合他们，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回民的解放斗争”。［14］根据这些政策，红军在回民区每到一处，就由政治部和供给处出面与阿訇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兴隆镇，“为了打开局面，红军还把一些有名望的回族老人和阿訇请到军部来作客，热情招待他们。红军与当地回民举行了隆重的军民互拜仪式。军领导亲自参加，来到清真寺，赠送给回民一幅“回汉兄弟如一家”的锦缎匾额和6个大元宝、6只羊。随后，阿訇带领几十个回民，抬着礼品赶着羊，到军部作了回访。”［15］当红军二十五进驻同心县后，派人和喊叫水地区（今下流水乡）虎夫耶教派洪岗门宦教主洪寿林多次联系。洪寿林热情款待红军，并称赞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为了表彰他爱护回民、拥护红军的行为，红十五军团政工部长唐天际和政治部秘书，向洪寿林增送了一幅丈余长的红缎锦旗，题联为:“寿林回族大教长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抱程宗受、唐天际敬赠”。［16］在西吉县单家集，毛泽东、王稼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拜访村南清真寺的阿訇，并在住寺阿訇的陪同下参观了清真寺。在西吉县西塔村，毛泽东、彭德怀写信给当地教主马西塔，“向他表明红军不会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打倒国民党军阀。马西塔感谢共产党对回民的爱护，高兴地答应了红军的要求，并亲自率领二百多回民，在村前迎送红军通过。”［17］争取了回族上层人士，为红军顺利开展群众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其次，尊重回民群众宗教习惯和信仰。广大的回民群众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教义活动，尊重广大回民群众的宗教信仰，支持和保护回族宗教首领的权威，对赢得广大回教群众支持和拥护红军具有重要意义。1935年9月，红军一方面军突破腊子口后，考虑到部队即将进入回民区，为顺利地通过这一地区并在此开展好各项工作，党及时地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回民区域的政治工作》的条例，主要包括：“1.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阿訇（回教首领）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到回民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2.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3.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4.宣传红军民族平等的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民。”［18］西北地区艰苦的作战环境和回民政策的执行情况，使广大红军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回民区制定争取的回民政策的重要意义。1936年5月25日西征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集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等等。［19］1936年6月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西征红军重要领导人，强调对回民工作政策的重要性。 最后，保护回民上层人士的利益。实行土地革命是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这对于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改善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至关重要，也是长征途中解决红军自身给养的主要途径。在广大的西北回民区，乡村中的回民土豪大部分是回民中的阿訇、知识分子等上层人士，他们对红军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有畏惧心理。针对这个问题，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制定的“三大禁令，四大注意”中明确规定了“禁止打回民的土豪”。1936年6月，红四军颁布的《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也明确规定，“对回民上层分子应采取宽大政策，红军应遵守不打回民土豪的口号”。红军在回族区，不打回民土豪，而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如减租、减息、募捐、卖粮等方式来改善回民生活和解决红军给养，是我们党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孤立和打击了最主要的敌人，不仅扩大了革命队伍的阵营，也为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长征时期党对西北上层回民人士统战工作的意义
长征时期党对西北回民上层人士统战工作，赢得了回民上层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了回民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为红军西进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新时期制定有效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依靠回民上层实现了对广大回民群众的组织动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战略转移。 党对西北回民上层人士广泛宣传民族平等自由的政策，并以实际行动尊重和保护伊斯兰教活动及宗教场所，维护了回民上层人士的权威和威信，受到广大群众和宗教团体的拥护支持和热烈欢迎。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后，在北上途中的临潭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时任西道堂教长的马明仁，率领广大回民群众热情迎接红军，“给处于困难当中的红军选派厨师煮牛羊肉，做饭，将所有粮仓打开供粮，邀请红四方面军马良骏师长带领的十师进驻西道堂。马明仁教长将自己住宅让给师部。马良骏师长对马明仁教长和西道堂教众的深明大义和对中国革命的满腔热忱非常感动，书写了‘红军保护清真西道堂’等标语，还再三强调‘西道堂粮仓是教民们的口粮，各单位都要节约用粮’。红军十师先后在西道堂驻留40多天。同时，西道堂还收留了三男两女十几岁的小红军伤病员。”［20］在豫海地区，回民帮助红军征集粮草，获得牛羊上万，回族青年响应号召，踊跃参军。在回族人民的支持下，红军顺利通过回族地区。 （二）在西北回民区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 长征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政策主张在西北回民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正如1935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在陇南重镇哈达铺颁发的《回民地区守则》，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得到回民同意后才进入回民村庄宿营”［21］的政策，使广大回民群众逐渐认同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明白了抗日的道理。正因如此，当红军离开公益镇时，才会出现“阿訇领着回教徒，在街上陈设许多桌子，桌子上陈设许多水果、糕饼、清茶等，挂上颜色的桌围，桌子两旁放着两个椅子，椅子一样地挂上颜色椅搭，象作什么喜事似的，又有点象几十年前欢迎新知事上任一样。阿訇站在桌子旁边向我们拱手鞠躬为礼，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也热诚与阿訇站在街上接谈，给红军战士在精神上以极大的兴奋”［22］。 （三）对当前民族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红军在长征途中采取保护清真寺，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千方百计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以广泛动员回民群众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政策，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当前在西北地区开展民族工作，要重视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少数民族干部对宗教发展和信教群众的影响作用，要特别重视做好他们的工作。一方面要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充分发挥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密切联系群众中的作用；支持、帮助他们加强自身建设,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坚持把选拔、培训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举措，把政治上跟党走、群众中有威望、工作上有实绩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民族地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作用，激励少数民族群众更加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原载《中国穆斯林》201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 ［3］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07页。 ［5］杨宏渊：《红军长征路上的清真寺》，《中国宗教》2006年第10期。 ［6］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3页。 ［7］麻秀荣、那晓波：《略论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9页。 ［9］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90页。 ［10］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5页。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547页。 ［12］萧向荣：《西行（1936年5月5日-1937年4月26日）》，《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 ［13］萧向荣：《西行（1936年5月5日-1937年4月26日）》，《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 ［1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85页。 ［15］刘伟：《红军长征途中在宁夏进入过的两座清真寺——西吉单家集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载《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2期。 ［16］余振贵：《中国工农红军与西北穆斯林》，载《中国穆斯林》1996年第6期。 ［17］闫丽娟：《试论红军长征中的西北回民工作——兼论回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载《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 ［18］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19］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7页。 ［20］敏俊卿：《西凤山下的红色记忆——长征精神在西道堂》，载《中国穆斯林》2006年第6期。 ［21］秦生：《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57页。 ［22］秦生：《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77-78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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